米格爾·塞爾維特（西班牙語：Miguel Servet，英語、拉丁語：Michael Servetus），1511年9月29日－1553年10月27日，阿拉貢王國（今西班牙阿拉貢自治區 Aragon, Spain）神學家、醫生和人文學家，也是歐洲第一位描述肺循環的學者。
他的興趣包括天文學、氣象學、地理學和法學，以及聖經、數學、解剖學和藥物學的研究。他因對以上多個領域的貢獻而聞名，尤其是其中的藥物學和神學。
（圖）米格爾·塞爾維特（Miguel Servet）
他參與了新教改革，後期又發展了反對三位一體論。因為同時被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宣布有異端罪，他被基督新教喀爾文派的日內瓦市理事會以異端的名義火刑燒死。
米格爾·塞爾維特於1511年（日期可能是9月29日，聖米迦勒的齋日）出生於西班牙韋斯卡省的一個小村Villanueva de Sijena，儘管已無據可查。另有一些資料顯示，根據塞爾維特自己偶然的說明，認為他的出生時間在更早的1509年。他父親的家族來自於庇里牛斯山阿拉貢自治區的一個小村塞爾維托，家族的姓氏便來源於此；母親家裡是蒙松地區昄依猶太人的後裔。
他的父親安東尼奧·塞爾維特（別名：雷維斯）是一名公證人。塞爾維特有兩個兄弟，一個和父親一樣當了公證人，另一個做了天主教神父。塞爾維特極有語言天賦，他在多明我會修士的指導下學習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
十五歲時，塞爾維特擔任方濟各會修士、伊拉斯謨學派的胡安·德·金塔納（Juan de Quintana）的侍從，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所有的《聖經》原文手稿。
1526年，他進入土魯斯大學學習法律。在那裡，他被懷疑參加新教派學生的秘密集會及活動。
1529年，塞爾維特跟隨擔任查理五世皇家隨從神父的金塔納周遊了德國和義大利。
1530年10月，他在巴塞爾拜訪了奧科蘭帕迪烏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在那兒逗留了十個月，可能是靠為當地的一家印刷所做校對員維持生活。在那個時期，他已經開始傳播他的信仰主張。
1531年5月，他在斯特拉斯堡與馬丁·布策（Martin Bucer）和法布里西烏斯·卡皮托（Fabricius Capito）會面；
兩個月之後，他在1531年七月發表了De trinitatis erroribus（論三位一體之謬誤）一書；
第二年又發表了「關於三位一體的對話"（Dialogorum de Trinitate）及"論基督統治的合理性"（De Iustitia Regni Christi）。
他以「米歇爾·德維爾納夫」（也就是來自Villanueva的米格爾）做筆名發表了以上的文章，主要是為了免受教會的迫害。
1533年，他進入卡爾維大學學習。在休息了一段時間後，
1536年，他又回到巴黎學習藥物學。他的老師包括了西爾維斯（Sylvius），費爾內爾（Fernel）等人，
在他們的引導下，塞爾維特還成了維薩里（Vesalius）在解剖方面最得力的助手。
在上述論著中，塞爾維特否定了三位一體學說，因為他認為它並不是基於《聖經》，而是來源於希臘哲學家。
他倡導回歸《四福音書》及早期教會父老的簡單與真實。
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希望拋棄三位一體的教義可以使基督教更有感染力，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嚴格的一神宗教，
而在三位一體學說的引導下，基督教卻成了「三神論」，或者說信仰了三位神靈。
塞爾維特宣稱聖子是神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不是獨立的聖人。
當神的意志來到聖母瑪利亞的子宮時，耶穌就被賦以人類的形體。
只有意志形成的那一刻，聖子才誕生。所以聖子不是永恆的。
基於以上理由，塞爾維特拒絕稱基督為「永恆的聖子」，而是「永恆的上帝之子」。
在描述塞爾維特關於邏各斯的觀點時，安德魯·戴布（Andrew Dibb）解釋道：
「《創世記》中上帝做為創造者出現。在《約翰福音》中他通過言語或道來創造。
而最後，也是在《約翰福音》中，道成肉身，並且使之『住在我們之中』。
當上帝說『讓這兒有……』，萬物產生。而《創世記》中的話、約翰的道和基督都是一樣的。 」
塞爾維特在他的《恢復基督教》（1553年）一書中，清晰的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沒有比通過萬物去了解上帝更偉大的事情了，而且神性也真實的被表現出來。
我們需要明確的去了解上帝通過言語、思想要表達的東西。這兩樣只同時存在於耶穌。」
這個理論，在某些方面經常被拿來與養嗣主義（Adoptionism）、亞流主義、撒伯流主義比較，
後這三種學說被三位一體的學者認為是古代的基督教異端。
但是，塞爾維特在書中駁斥了這三種學說：
養嗣主義否定了耶穌的神性；亞流主義擴大了基督人格（Hypostasis）並且建立了等級；
而撒伯流主義否定了聖父和聖子間關係。
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壓力下，
塞爾維特在他的第二本著作《對話》（Dialogues，1532年）中針對耶穌的邏各斯界定問題作出了澄清。
但因他堅持反對三位一體的教義，仍然被指控為異端。
他在結束醫藥學的學習後開始了行醫生涯，
成為了維埃納主教皮埃爾·帕默爾以及多菲內（Dauphiné）副總督蓋·德·莫吉隆（Guy de Maugiron）的私人醫生。
在於里昂附近行醫的十五年間，他出版了兩部有關托勒密的地理學的著作。
塞爾維特把他第一本有關托勒密的著作和他抄錄的聖經獻給了他的資助人胡格斯·德·拉·波特（Hugues de la Porte），
並將第二本有關托勒密《地理學》的著作獻給了另一資助人主教帕密爾。
在里昂期間，作為醫藥人文主義者西姆福里安·尚皮埃爾（Symphorien Champier）的資助對象，
塞爾維特還在其資助人與里奧納德·福斯（Leonard Fuch）的論戰中撰寫了一系列藥理學論文為前者辯護。
塞爾維特兼職校對員的工作，在此之外他還出版了數本關於醫藥學和藥理學的書籍。
之前他就曾將一份書稿寄予約翰·喀爾文（法語：Jean Calvin或Jean Cauvin；德語：Johannes Calvin；英語：John Calvin；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
開啟了兩人之間的通信過程，在信中他使用了化名「米歇爾·德維爾納夫」（Michel de Villeneuve）。
他於1553年出版了另一本更進一步反三位一體觀點的《恢復基督教》（Christianismi Restitutio）。
在書中，塞爾維特尖銳的反對有關救贖預定論（Predestination）的觀點，
也不同意上帝罰靈魂入地獄而不顧生前的價值和功勛的觀點。
塞爾維特堅持認為，只有沒有通過思想、語言或行為責備自己，上帝從不懲罰任何人。
塞爾維特最新的著作就像一記耳光打在《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的作者喀爾文的臉上。
喀爾文遂寄了一份自己的書稿給對方作為答覆。而塞爾維特的報復很快，他用攻擊性的言論給全文做了註解。
喀爾文在給塞爾維特的信中寫道：
「我既不仇恨，也不鄙視你；我也不願對你施以迫害；
但對於你這聽來幾近侮辱又如此大膽的教義，我會堅硬得如同鋼鐵一般。」
其後他們通信中的討論變得愈加激烈，最終喀爾文不再回復。
之後，塞爾維特還給喀爾文寄了一些特別具有攻擊性的信件。
因此，喀爾文對塞爾維特漸深的厭惡，源於其異端的觀點以及塞氏那種糅合了優越感以及人身攻擊的語氣。
在1546年2月13日給朋友威廉·法瑞爾(William Farel)的信中談到塞爾維特時，
喀爾文說：「塞爾維特對我說了許多他的胡言亂語。如果他來這裏，如果我還有任何威信，我永不會允許他活著離開
（si venerit, modo valeat mea autoritas, vivum exire nunquam patiar）。」
1553年2月16日，喀爾文的密友、正在日內瓦避難的富商貴洛米·特瑞（Guillaume Trie），
在給其里昂的表兄安東尼·阿爾內斯（Antoine Arneys）的信中揭發當時居住在維埃納的塞爾韋特信仰異端邪說。
之後塞爾維特以及恢復基督教一書的印刷商阿諾雷特（Arnollet）受到了以法國宗教裁判所法官馬修·奧瑞（Matthieu Ory）名義發出的訊問，
但兩人否認了所有指控並隨後因證據不足被釋放。
奧瑞要求安東尼·阿爾內斯向貴洛米·特瑞去信以獲得證據。
1553年3月26日，貴洛米·特瑞將塞爾維特的書稿寄往里昂，包括塞爾維特寄給喀爾文的信件。
1553年4月4日，塞爾維特被教會當局逮捕，並監禁在維埃納，並在3天後從監獄逃脫。
1553年6月17日，法國異端裁判所「在日內瓦牧師－喀爾文呈上的17封書信的幫助下」裁定塞爾維特異端罪成立，
判決與其著作一同處以火刑。由於塞爾維特業已逃離，火刑時使用了其模擬像。
原本打算逃往義大利的塞爾維特在日內瓦停留下來，於是喀爾文及其新教改革追隨者們就是在這裡向當局舉報了他。
8月13日他參加了喀爾文在日內瓦的一次佈道會，在那裡他被當場認出並在儀式結束後被逮捕。
其後他再次入獄，並被沒收了全部財產。
對於塞爾維特來說不幸的是，此時喀爾文正努力挽回他在日內瓦教會漸微的權勢。
而喀爾文的敵人拿塞爾維特做借口，來攻擊日內瓦改革者的理論，所以任何的憐憫都會被當做是示弱。
喀爾文脆弱的健康狀況以及他對於國家的作用使得他個人並未表現出對塞爾維特的反對。
但當時掌握日內瓦小議會的 Amy Perrin 等喀爾文的反對者們通過逮捕塞爾維特，並以此為藉口向喀爾文發難，
這使得喀爾文促成對塞爾維特的指控成為了一個關乎其威望的問題。
「他被迫千方百計推動對塞爾維特的定罪。」（文獻同上）
不過尼古拉斯·德·拉·封丹（Nicholas de la Fontaine）在對塞爾維特的指控以及列舉其有罪行為的過程中表現得更為活躍。
在審判中，米格爾·塞爾維特被控犯有兩罪，傳播和宣講反對三位一體論（Nontrinitarianism）以及反對嬰兒洗禮（Paedobaptism）。
塞爾維特曾經說嬰兒受洗「是魔鬼的造物，是毀壞整個基督教的地獄的謊言」，
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把普通的基督教傳統說成「是魔鬼的」這一言論使他在審判中很難找到盟友。
儘管如此，賽巴斯欽·卡斯特利奧（法語：Sebastian Castellio，亦寫作Châtaillon、Castellión或Castello，1515年－1563年12月29日）仍然指責了對塞爾維特的處決，
並因這整個事件開始嚴厲地抨擊喀爾文。
卡斯特利奧於1554年以偽名「Martinus Bellius」出版《論異端》（De haereticis）一書。
在書中他為被喀爾文在日內瓦處以火刑的西班牙醫學家及神學家塞爾維特寫道：
「當塞爾維特以理性和文字戰鬥時，他只應被理性和文字反擊。」
該案件的主檢控官在質詢的表單中加入了一些聽來十分古怪的問題，
例如「他是否已婚，如果他回答沒有，則接著訊問他，考慮到他的年齡，為什麼他這麼多年都不結婚。」
對於這一含沙射影地指摘他不貞的問題，塞爾維特答稱多年的疝氣使他無力實施那一罪行。
而在現代讀者聽來更具冒犯性的問題則是「他是否知道由於他對猶太及土耳其文化的辯解，他的學說也是邪惡的；
以及他是否曾研究過古蘭經，是否曾研究過那些按照聖保羅諭示在教中當遠離的人所寫的異教的書籍並以此反對天主教廷的教義。」
儘管喀爾文認為塞爾維特因為其「惡劣的瀆神言論」被處死是罪有應得，
然而他希望使用更為仁慈的方式而非火刑。
喀爾文在塞爾維特被捕大約一周後寫給法瑞爾的一封信中表達了這樣的意見。
同時他提到了自己與塞爾維特間的一段對話，喀爾文寫道：
「……在他（塞爾維特）被認出以後，我認為他是應當被禁錮起來的。
我的朋友尼古拉斯指控他犯了死刑罪，並且願意把自己作為他同態復仇（英語：lex talionis）的對象。」
第二天他書面提交了四十條對塞爾維特的指控。一開始塞想逃過這些指控，於是我們被傳喚到場。
他十分無禮地謾罵我，好像我令他感到極為不快似的。我按他應得的那樣回敬了他……對於此人的無禮我不說什麼；
但他瘋狂到了能毫不猶豫地說出惡魔擁有神性這樣的話的地步；
他甚至說，既然神靈在物質上等同於木頭和石頭，那麼許多神都是惡魔。
我同意對他判處死刑，但我希望執行的方式不要過分殘忍。
由於塞爾維特並不是日內瓦公民，法律上最多只能將他驅逐出境，
但日內瓦當局卻與瑞士各州（蘇黎世州、伯恩州、巴澤爾州、沙夫豪森州）在合議之後達成了對他的指控和處決的一致意見。
在新教世界，巴澤爾州禁止了他著作的出售。
馬丁·路德言辭激烈地指責了他的作品。
塞爾維特和菲利普·梅蘭西頓則強烈地相互敵視。
大多數新教改革派成員把塞爾維特看作危險的激進分子，而當時宗教自由的概念還未真正出現。
天主教世界同樣監禁並判處了塞爾維特死刑，這顯然促使喀爾文走向更為溫和的一面。
但那些反對處死塞爾維特的人（「Libertines」）還是激起了許多基督徒的忿怒。
喀爾文要求將火刑改為用劍處決，被威廉·法瑞爾在1553年9月8日的信件中指責為過分寬容。
1553年10月24日，塞爾維特因否定三位一體和嬰兒洗禮的罪名被判處火刑。
1553年10月27日，米格爾·塞爾維特在日內瓦郊外被處以火刑。
據說他曾經對審問者說：「我會燃燒，但這只是個事件。我們的討論會在永恆中繼續。」
歷史學家們記錄下他的遺言是：「耶穌啊，永恆的主的聖子，將你的慈悲降於我吧。」
喀爾文從未因捲入塞爾維特之死表現出過任何自責。去世前幾年在給 Marquis de Poët 的一封信中，
喀爾文寫道：「名譽、榮耀和財富是您所受痛苦的報償；但在此之前須得清理那些攛掇人們造反的惡棍的地盤。
這樣的怪物必須被消滅，就像我消滅米格爾·塞爾維特，那個西班牙人一樣。」
由於塞爾維特拒絕三位一體並因此被當成異端燒死，他被認為是一神論派的第一個殉道者。
後來，一神論派與普救派合併成為現代的一神論-普救論(英語：Unitarian Universalism），
其中一神論派發生了重大改變，塞爾維特的觀點已經與現在的教義不十分相關了。
一些學者認為他的觀點更接近撒伯流主義或亞流主義，更或者他自成一派。
無論如何，美國一神普救派的教堂還是因為他而以「塞爾維特」命名。
塞爾維特是歐洲第一個描述肺循環的人，儘管當時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把肺循環描述寫在神學書籍《恢復基督教》（Christianismi Restitutio）中，而不是發表在醫學論文或書籍中。
另外，該書在1553年遭到封禁和燒毀，僅剩三本倖存，這三本書都被隱藏了數十年。
直到1616年威廉·哈維的解剖才使得肺循環的功能被醫生普遍接受。
約翰·喀爾文被奧地利猶太裔作家、《異端的權利》作者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年11月28日－1942年2月23日）評為「獨裁暴君」。
在《寬容》（又譯《人的解放》）一書中，亨德里克·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年1月14日－1944年3月11日）亦批評喀爾文在對塞爾維特的審判中表現得缺乏人性。
